过去的2006，有些值得回忆的点滴。
一些片断：
1. 家里附近的菜场搬迁到原址附近一处重建，修了地下停车场，里面装了电梯，让人感叹这小小的菜场也在现代化；半年过后，电梯还在，地下停车场被改成了联华超市。看来商家是不会放过任何一片空地。
2. 在菜场，发现了只卖西红柿的专业户，满摊位除了西红柿，还是西红柿，生意很好；旁边一些蔬菜综合户摊位上的西红柿鲜有人问津了。
3. 老爸递给我一张羽毛球场地预约名片，翻倒背后，发现以前去的海桐小学羽毛球馆和旁边另几家羽毛球馆原来都已归属于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租用中小学羽毛球场地进行管理、经营，付给 学校租金。以前是由个人承包羽毛球场地经营，显然在这附近的羽毛球馆经营中已经经历了兼并、重组风潮。感叹这些生意人的头脑，改革开放这些年，市场真的在被我们逐渐建立，感受点滴小事，就是感受历史变革。
4. 多宝鱼，瘦肉精——人们对食物安全越来越在意。经历了瘦肉精后，在菜场很难买到猪肝、猪腰之类的内脏了，需要提前与猪肉商预约，或是到大型超市才能买到安全包装过的内脏；而猪肉商的摊位比以前整洁了许多，肉类一律被放进冷藏柜中。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饮食不够卫生。在这个细节上，惊喜地发现原来不卫生与卫生不是静止的，真的需要时间， 也许真的需要一两次以生命为代价的事件，我们才能意识到改变。所以不要羡慕欧美洁净的生活，不要哀叹这里肮脏的角落，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推动社会前进。
一些人：
1. 学校宿舍门口外、国定路上的书报亭，由一家变成了两家，隶属两个公司，排列在宿舍大门两侧。想起经济原理课本上最常见的一个例子：马路的两侧两个人卖汽水，结果肯定是两人的位置无限逼近一点。书报亭搬迁当然没有那么容易。一侧报亭的男主人，对来买报纸的人常常调侃。我一次还没走到报亭前，他就对我招呼：“一份《第一财经》”， 我就转念说道：“不，今天《南方周末》”，他笑着说道：“哎呀，今天失算了”。就这么几句话，我变成了他的忠实顾客，因为他记得住我买什么报纸，所以我就天天去那里买报纸。
2. 学校南区开了家夫妻鸡汤粉丝店，店面不大，味道不错，很受学生欢迎。老板做粉丝汤，老板娘收钱和做炒饭。 一日和朋友去吃，粉丝汤已经上桌了，老板冲过来拿着勺子边往我碗里加花生，边说：“刚才忘了给你加花生，花生很好吃。” 品粉丝时，一收租的中年男子走过来对老板说：五角场开发好了，周边房价都涨了，所以这里房租也要涨；老板和老板娘很义正言辞地对收租者说：不同意，当初合同上没有写过会跟着周边地价涨而涨，要按照合同办事。
3. 政通路上的茶风暴，一家奶茶店。卡片上说3杯起外送，我们叫了2杯，还是送了；星巴克说4杯起外送，我说3杯，他们说不送。这家奶茶店生意开始红火，老板雇了几个伙计，自己不太亲自做奶茶、送奶茶了。一日，我和朋友从五角场买回COSTA的咖啡，边走边喝，碰到这位老板，老板盯着我们手中的大杯，那眼神好像是在说：这是什么饮料？会不会是我的竞争对手？
4. 地铁二号线上一遍又一遍地放着“严禁乞讨、卖唱、卖报”。下午的地铁二号线上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位男子，他的一只腿残缺，撑着拐杖卖报。年轻而干净的脸，在地铁里走来走去。他可以凭着那个明显的标记去乞讨，可是他在卖报；乘客的眼中会留露出特殊的眼神，很多人都说“拿一份报纸”。也许你也可以认为这是在乞讨，但他确实是真正地在劳动。
5. 这个人是我这些日子都常常想起的——在地铁上，一对母子跪在地上，挨个挨个地磕头乞讨。到了一位坐在座位上的农民工模样的男子面前，这位男子犹豫了一下，掏出一张10元人民币狠狠地甩在了乞讨女子的手上，说了一句：“有胳膊有腿，干活去啊”。我站在这位男子旁边，那一刻，被这句话震撼住了。也许，他觉得他们都是外来人员，这样乞讨的形象也是给努力改变生活的他在抹黑；也许他还是怀着同情的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城里人嫌弃农村人，农村人又何尝不是在努力呢？
生活正是由这些平凡的事和人组成。一花一草，一举一动，都在改变着周围。也许这些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就是最令人感动的人, 他们为社会的市场化做出了微小而重要的贡献。
消除一种过时的思想需要什么条件？
也许有人认为，几十年来的实践，会使多数观察人士确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怕的信条，在经济上不是最佳选择。即便是共产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也难以反驳这种观点，即共产主义显然未能实现其创立者乌托邦式的期望。
一群法国学者1997年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Black Book of Communism)认为，共产党政权应为20世纪对近1亿人的“种族屠杀”负责。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拥护者过去常常以“不打破鸡蛋就不能做煎蛋”，来为这种残忍行径辩护。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有一句著名的反驳之词：煎蛋在哪儿？
莱 斯泽克•克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是世界最早的马克斯主义学生之一，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他认为，他早在1974年就埋葬了共产主义信念。他在《社会主义记 录》(Socialist Register)上发表的一封谴责性公开信中写道：“共产主义发明的唯一一剂药——中央集权、不受社会调控、国家拥有国民财富、一党统治——比它打算治 疗的疾病更糟糕。”他认为，共产主义理念永远不可能加以修正或振复兴，他总结道：“马克思如果九泉有知，他再也不会欣然而笑的。”
中国在80年代转向资本主义，将其作为促进繁荣的最佳手段，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些似乎都证实了克拉科夫斯基的观点。在贫困的平壤和哈瓦那，迄今仍有共产主义的顽固分子，但他们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念活力的明证。
不 过在欧洲，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嘴角似乎又咧开了，因为这里出现令思想恢复活力的新尝试。马克思的现代支持者们宣称，马克思不应为那些按其（通常是矛盾的）分析行事的人负 责。此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于共产主义实践也是错误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声称，将以马克思之名行的过分之举归咎于马克 思，是不公平的，这就像是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恶行归咎于耶稣一样。
在许多方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会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生活的时 代，这无疑已 使人们对马克思之资本主义批判的兴趣重燃。全球化或许正使成百上千万人脱离赤贫，但也造成了相对富有者的惊人差异。根据一份联合国(UN)报告最近的估 计，全球2%最富有的成年人，拥有全球逾50%的财富，而50%最贫穷的人，仅拥有全球1%的财富。怎么会是这样？没有《资本论》(Das Kapital)，一个人怎能理解资本？
为马克思立传的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在最近一篇有关《资本论》的文章中总结道：“马克思并未被埋葬在柏林墙的瓦砾之下，他真正的重要性也许现在才刚开始显现。他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去年进行的一次广播民意测验中，雄辩的惠恩甚至劝说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听众，称马克思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马克思从未真正过时——即便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政客们本能的语言反应，而非有意义的行动纲领。
中 立党派法兰西民主联盟(UDF party)的党魁弗朗索瓦•贝鲁(Francois Bayrou)辩称，法国左翼从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只要回顾一下2002年的总统选举就知道了。当时，互相竞争的两位托洛茨基主义 (Trotskyist)候选人——法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France)和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evolutionary Communist Leagu)的领导人——在第一轮共获得了17%的选票。
法国主流政治家在今年总统选举之前说的多数言辞，明显都带有一丝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反 对党派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塞戈莱纳•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不断谈到需要重新平衡劳资关系，声称她的目的就是要“吓住资本家”。就连表面上中间偏右的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的总统竞选人尼古 拉•萨科奇(Nicolas Sarkozy)，都在指责那些“流氓老板”，这些老板一边给自己发放巨额奖金、一边把工作转移到海外。
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表示，在法国和其它发达国家，新的阶级分界线，是在富人（包括多数法国人）和超级富豪之间。
这 些由金融家、实业家和决策者组成的全球化新“贵”阶层如今在全球宣讲着“市场基要主义”。这个阶层的成员对彼此的忠诚比对任何民族国家都更高。他们一边告 诉自己的雇员工作没有安全感、福利待遇减少和工资水平下降就是现代社会的状况，一边却装备好“黄金降落伞”（译注：指合同规定高层雇员因公司被收购而遭解 职时可获得一大笔钱的福利），以免自己遭遇失败。
渊博的法国金融家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也在忙着提高马克思的声誉，把他奉为我们全球化时代的预言家。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马克思传记中，阿塔利指出，这位19世纪的哲学家仍然有很多 东西可以教给我们，如资本主义的本质、现代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出现，还有不安全感的蔓延。
阿塔利认为，马克思回答了人们只有在当下才会问出的问题。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不会因为他与共产主义实践的联系而受到妨碍。
然而，马克思一定会对自己的新定位感到恼火，他被当作了我们时代的分析师，而不是革命性变革的鼓吹者。他曾写道：“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如果在天有灵，皱眉的时候可能会多于微笑的时候。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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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时翻出了以下这篇自己几年前写过的旧文，发现自己的想法真的在改变。以前对于意识形态看的很重，现在更像是痞子一样接受现实，可能地话在解释现实。当然主心骨也在变，也不多赘笔了。这些年来有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书看不过二，文读亦不过二。总以为读过了就读懂了。现在看来，有很多书还是要多读几遍，随着年龄增长，读后的想法必定不同。看看自己曾写过的文章，也可以意识到一些问题。就像结尾写道：圆圈很美，也很危险。形式很美，也很危险。
圆圈
周末在家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一本高中用过的记事本，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个圈，圈的上方有一个点，点上方写着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意会过来自己留下的符号的意思，我是再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从原始的均等社会，到共产主义下的人人平等社会，历史的发展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地。
我当时是带着极大的悲观主义色彩看这个发展的圆圈，圆圈的灵感来自于法布尔的《昆虫日记》，法布尔将一群蚂蚁引上一个圆形容器，于是蚂蚁们沿着这个圆圈一圈一圈地走下去，全然不觉自己是在原地打转；直到法布尔将其中的一只引下来，一个团体才离开了这个无尽的圆圈。
至于这个“圆圈”有什么作用，能解释什么问题，不详，只是臆想。由于这学期的课大多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所以偶然发现这样一个原始社会、共产社会替换的概念曾经被恩格斯批判。恩格斯批评了一些俄国民主人士将俄国的共产农庄与共产主义社会等同，认为俄国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直接由农奴社会跨入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坚持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马恩全集 22卷，494页，《论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原文这样写道：
“ 其次，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更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能产生了的和才能产出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出现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社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出来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
看来年轻气盛的我也犯了这样一个偷换概念的错误。然而，这样一个圆圈逻辑，不管是我自编自导的圆圈，还是民主人士的臆想，还是恩格斯的批驳，我们都在形式上、内容上画圆圈，想大一统地完成一个理论、达到一个境界。一旦一种主义开始发展，就要开始把每一处都画圆，然后一代一代地沿着圆圈走下去；在一切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论证其可能性、规划其发生路径，一个思想一定要是圆的、完整的才是正确的吗？
而另一种思维方式也在突起，就是隐含着微积分思想的欧洲“资本主义”思想，把事情割裂来看，不求其大统，在细分中寻求一些疑问的解答。我想微积分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本身对于数学的推进，还有一种分裂的思维方式。
这种问题是不会有谁对谁错的，尤其对于我这样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人更倾向于神化另一种意识形态，过多的变节会招致冲洋媚外之嫌。想起一门课的口试中，题目大致是和老师探讨关于民主制度适不适合中国的问题，具体不记得了，我问老师：会不会有一种基于儒家文化的民主？老师于是推荐我去阅读一本《理想国的覆灭》，此书我至今没有去找，所以也就此打住。
圆圈很美，也很危险。
男女需不需要平等？
也许我们都认为应该，那怎样的才算平等？男劳工和女劳工干一样强度、时间的活?抑或只是形式上的平等？
蛙郎说，西方社会尊重妇女。的确，不过这种潮流的明显出现不过在二战以后。至于为什么西方妇女解放得比较快，一个和二战间男劳动力匮乏有关；再者服务业的发展给妇女创造了就业机会；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机器在家庭生活中的运用，使得妇女在做家务活时事半功倍。
(当今一夫多妻世界分布地图，绿色部分代表一夫多妻地区)
蛙郎说，西方历史上很少有一夫多妻制(polygamy) ;而比如说在中国在中华人共和国建国之前这种形式就长期存在，尽管从汉代以后理论上讲一夫多妻至少是不提倡的。这就引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的背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我想采用polygamy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特别是在婴儿死亡率高的时候，选择polygamy相当于选择一种生产方式，以确保子孙的存在。如果你愿意接受人愿意繁衍子孙这样一个现实（而避开现在流行的丁克，或者只把丁克当作某种变量）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要通过选择妻子来选择生产？呵呵，那还有其他什么的办法吗？所以如果选或不选polygamy，可能会受这样两种情况影响：
一.子孙成活率是否由于过低导致为保证一度数目必须扩大妻子数目（投入）。
二. 是否可以选择不止一个妻子来最大化子孙数目。
对于第一点，可以进一步猜测，是否古代西方的婴儿死亡率低于中国。这点很难定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低成活率是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你可能还会问，为什么成活率这么重要？换言之，为什么人的存在对于家长来说这么重要？那不妨把子孙看成一种财产，其实如果当社会从原始状态进入稳定的农耕时代，你也许会发现子孙数目或者一夫多妻相对于之前来说并不是那么显著了。因为可以大量饲养牲畜，对于保证一定的财产来说养一头母牛应该比养一个女人容易，对不对？:)
对于第二点，我们需要问问历史上又没有什么约束？一个迅速的联系是宗教，比如基督教。但是也许这样的联系是错误的。据基督教义，一夫多妻是坚决禁止的。那么为什么？难道千百年来没有人对于这样的一夫一妻制度提出争议？（这里不要过多带有平等色彩来看，我们只是假定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都是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当然有，我们知道大名鼎鼎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由于对男性继承人的强烈渴望，而先后与六位女子结婚。在于第一任妻子Catherine of Aragon离婚后，招致罗马教会的强烈不满。按照基督教规定，教堂里只能结一次婚；多少出于私人原因，亨利八世建立了自己的教堂，这也是英国教堂改革的由来，亨利成为了教会的最高领袖。于是，他可以再次结婚。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样的规定？感谢蛙同学提供以下一段 
Saint Augustine saw a conflict with Old Testament polygamy, and wrote about it in The Good of Marriage (chapter 15, paragraph 17), where he stated that though it “was lawful among the ancient fathers: whether it be lawful now also, I would not hastily pronounce. For there is not now necessity of begetting children, as there then was, when, even when wives bear children, it was allowed, in order to a more numerous posterity, to marry other wives in addition, which now is certainly not lawful.” He declined to judge the patriarchs, but did not deduce from their practice the ongoing acceptability of polygamy. In another place, he wrote, “Now indeed in our time, and in keeping with Roman custom, it is no longer allowed to take another wife, so as to have more than one wife living”
也就是说，根据圣经，并没有提及不可以polygamy.如果你逐字逐句地领会圣经，那么可能就会觉得没有准则了，没有准则是采用还是不采用？美国的一派摩门教，是允许一夫多妻的。
所以也许制度是一个让人疑惑的解释。不过我相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定会从制度、文化当中挖掘出更多有意思的解释。 不过如同Saint Augustine所说的 in keeping with Roman custom, it is no longer allowed to take another wife一样，我们还会追问很多个为什么，比如为什么罗马习惯是这样？
写到这里，一个潜在的含义是，也许用文化、制度本身去解释文化、制度所造成的现象是难以信服的。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是怎样，我们很难得知。也许回到numerous posterity这样的解释上会比较明了；但是也许你也会说太世俗(secular)。 我只是想在最后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人是物质的。我们需要按照物质的本性去安排其分工，而过多的加入理想、主义，也许只是形式上的美观。我接受你的批评，希望我们都打开我们的视角，不要局限在某一带壳的领域。我无意去冒犯崇高的信仰，但想说的就是思想是可以高于信仰的。
西木